阿提拉：全面战争-背景资料图文一览

　　二、匈人匈奴同族论主要论点和证据

　　除去人种和语言方面的证据和论断，同族论的主要观点和较为关键性的证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匈奴和Hun发音接近，而且在Huns席卷欧洲之前，西方已经使用Huns或者发音与之相近的名词来指代中国史籍所见之匈奴;而中国商超的文献中也将匈奴称为匈

　　《地理志》中据Apollodorus(约前200年)记载，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将他们的领土扩张到Seres和Phryni，而Seres产丝绸，指代的应该是中国，Phryni应为匈奴。Pliny《自然史》称，Tochari附近居住有Phuni人，与Phryni类似，亦指代匈奴。托勒密的(AD2世纪)《地理志》所记载的Gyrnaei位于锡尔河北岸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也为匈奴。而大英博物馆所藏St.Hieronymus(约340-420年)的拉丁语地图上，Seresoppidum(中国)的附近，标有Huniscite(即Huniscythae，匈奴斯基泰)，该图可能依据的是公元前7年8月绘制的罗马地图和Agrippa(约前62年-12年)的世界地图，由此可见，公元前的欧洲人已经知道中国之旁有匈奴，且称之为Huni。

　　亨宁和贝利在对A.Stein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信函进行研究时，发现写信的粟特商人称一个民族为Xwn(chwn)，而根据其描述来看这个民族显然就是匈奴，可见粟特人称呼匈奴的读音和Hun非常接近。而匈奴的上古汉语发音可以拟为xbrong-no，和匈人的发音正相符合。

　　中国文献中关于匈奴的起源，乐产《括地谱》中提到：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关于此种说法，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到过以下之论断：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日猃狁，或日獯鬻，或日匈奴，皆一音之异译。王国维曾有《鬼方昆夷严允考》一文，其中说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淠、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严狁，入春秋后，则谓之戎，继号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言下之意，匈奴的名称经历了獯鬻—荤粥—混夷—严狁之渐变，终号匈奴。而荤粥和混夷等名字的上古音无疑是和Hun非常接近的。

　　国内近年有学者以这一观点为出发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声称甲骨文中的亚凶即为荤粥，是严狁的一支，是为匈奴的祖先。史籍中出现的工口方即为凶方，而凶字在甲骨文中是弓箭的象形，代指了河套地区一个善于使用弓箭的方国，而这个方国最终演变为匈奴。而凶字的发音几乎和Hun完全一致。至于奴字的来历，文中根据殷墟卜辞中的“于王曰匈凶方矢”，声称凶方曾经短暂的被商朝所奴役，故在中国文献记载中，凶字之后加上了奴字，但该民族对自己的称呼依然为凶【注2】。

　　二、中国史书中的多处记载，可以和西方记载完美衔接，梳理出匈奴西迁的清晰脉络

　　关于匈奴西迁的具体路径，就如前文所述，即使在同族说的不同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这些分歧都不大，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里笔者列举的是常见的乌孙——康居——阿兰路线。

　　首先，匈奴人西迁的第一站为乌孙故地，即为伊犁河流域，主要根据为《后汉书-袁安传》等列传记载，其原文如下：

　　“明年(和帝永远三年，91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袁安传

　　可以看出，北匈奴被汉军所击败后，单于向乌孙方向逃窜。而乌孙和匈奴的关系向来亲密，接待北单于的可能性极大。并且北匈奴虽然衰落，但由于长期和汉反复争夺西域，以至于有西域“三绝三通”，故北单于即使兵败，他在此地的影响力依然不可低估。

　　接着，匈奴西迁的第二站为康居，即为吉尔吉斯草原，其主要依据为《魏书-西域传》：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

　　董琬、高明西使之后悦般和北魏始互知，其后两国往来甚为频繁，悦般一再朝献，并和北魏商定夹击柔然。所以关于悦般的记载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即悦般人是某次北匈奴进行迁徙时留下的部分羸弱部众，而北单于向康居方向迁徙。同族论的观点是，安帝延光年间已经将其实力延伸到黑海一带，同时放弃了葱岭以东的地区，向康居迁徙则始于158年左右，最初抵达康居北部，终于在晋初280年左右占领了康居本土即为吉尔吉斯草原。《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

　　“北虏呼衍王常辗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

　　李贤注：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罗马帝国正位于黑海之西，故此处秦海当为黑海。而158年之后，中国史籍不见北匈奴活动的痕迹，所以放弃葱岭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其原因很可能是檀石槐鲜卑向西扩张“尽据匈奴故地”所至。至于北匈奴在晋初占据康居的推断，则是来源于《晋书-西戎传》：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两千里，于粟戈、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其中苏薤一词系Soghd(Sogdiana)之音译，而康居之王都此前在卑阗(Chimkend和Turkestan之间，Soghd以北)，可见由于北匈奴的迁徙和挤压，康居放弃了北方的游牧区，迁都到了南方的农业区。

　　而匈奴迁徙的第三站即为奄蔡即阿兰故地的黑海北岸，主要依据为《魏书-西域传》有关粟特的一则记载：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矣。自后无使朝献。”

　　至于奄蔡即为阿兰的证据来自于《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转》裴注引《魏略》：

　　“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 ，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

　　关于前面一条记载，争论向来很多，现仅列举同族论的两种主要观点【注3】：1.代地指代的是今山西代县一带，如果以其为圆心画出半径为8000公里的圆形，会发现其西北角经过克里米亚附近的东欧草原。而粟特一词可以理解为克里米亚半岛Sughdak的音译，所以粟特传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做是匈奴对黑海北岸的阿兰Alan的征服。而西方史籍中，匈人在进入欧洲之前首先征服的就是阿兰人，故这里中国文献和西方文献衔接了起来，证实了匈人匈奴同族说。2.粟特为中亚Soghd的音译，这说的是匈奴征服粟特巩固在河间地区的霸权，迁徙到黑海北岸征服阿兰是在这之后。

　　三、匈人活动范围内发现了汉/匈奴风格的文物，且匈奴西迁的可能路径上亦出土了渐变风格明显的一系列匈奴墓葬

　　最早发现的可能证实匈奴和匈人关系的古墓，是伯恩施坦在1926年于塔拉斯山谷的Kenkol河附近发现的一座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墓葬。墓葬为地下墓穴型，其中共有四具尸骨。伯氏认为，埋葬在墓室中央的两具为蒙古利亚人种，而处在外围的两具是欧罗巴人种，这明显说明了该地的原住欧罗巴人种在公元前一世纪时期被外来入侵的蒙古利亚人种所统治，而这些入侵者便是匈奴/匈人。而以此推广，在中亚出现的大量地下墓穴型墓葬，都有可能是匈奴人所建，从这些墓葬的分布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匈奴迁徙的轨迹。

　　其后，克里米亚的Kerch，高加索的Kuban等地陆续发现了汉制的玉具剑和其仿制品，其中Kerch墓葬时代大约为公元三至四世纪，不仅出土了玉剑，还有绢布出土，和楼兰、诺言乌拉发现的汉绢相似，应为汉物。伏尔加河流的匈人阿兰人遗址还出土了汉式弓箭，高加索地区出土了汉代日光镜。众多出土文物中，以鍑最能体现北匈奴迁徙期间渐变的过程，南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中段出土的鍑是匈奴所用B型和C型演变而来，被称为D型鍑，而在匈牙利等欧洲地区发现的铜鍑大多是D型进一步演变出的E型鍑。年代的判定上，这些出土物往往和罗马可资断代的器物共存，时代较为可靠。

　　图为匈人遗址中发现的铜鍑。

　　截止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疆发现了一系列的匈奴墓葬群，其分布大致为从西汉时期开始，自东向西，沿巴里坤—吐鲁番—和静分布，越往西年代越晚。墓主人多为仰身直葬，符合匈奴一向下葬习惯，陪葬品也都是鲜明的匈奴风格，其中和静匈奴幕中的人骨可以判断出含有欧洲人种特征。1997 年，М. К. 哈布杜里那和К. А. 阿吉谢夫在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谢米列契地区别里克塔什1号墓地 发现26 座古墓，为男女双人合葬。男性东西向，头向西，女性南北向，头向南。墓内发现殉牲，并出土了有典型匈奴风格的陶罐等，但其他如带柄铜镜和骨质箭簇则有鲜明的当地风格。此墓时间约为公元1世纪末~2世纪左右，证明了北匈奴西迁到达此地，并与当地民族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和融合。

　　丧葬习俗上，西方史学家对于匈人的葬礼有非常详实的记录，著名的《处室匈奴王阿提拉汗庭纪行》中记载的贵族葬礼为：“贵族或诸侯的马要在其主人死后第三天、第七天或第四十九天杀死，由亲友享用。人们将葬礼后筵席所剩的东西、马辔具、马鞍、武器一块烧掉，然后把灰烬和食物等陪葬品埋到离墓不远的地方⋯⋯男子们剪下自己的辫子，在自己原先已令人害怕的脸上刻下深深刀痕，用鲜血哀悼其领袖。”而阿提拉本人的葬礼也有记叙：“尸体被置于城中央的一个丝绸帐篷中，挑选出的骑士骑马围绕尸体疾跑、哀歌。接下来是狂欢的酒宴，悲伤与娱乐交替进行。尸体在夜里被秘密下葬，最里面用黄金，外面用银子，最后用铁裹住⋯⋯安葬阿提拉的人在葬礼后被无情杀死。”而匈牙利确实发现了这样三层结构的葬具。

　　于此相对应，道尔吉苏荣等在诺音乌拉贵族墓附近发现祭祀坑的情况与上述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在匈奴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常常发现墓穴中有炭粒,有的棺椁有烧焦的痕迹。匈奴人的棺椁木板上也经常发现钉上金箔片如日月形金箔以及各种动植物等纹饰作装饰，个别匈奴墓葬的棺椁内部还贴有一层金箔。诺音乌拉M1 、M6 周围发现有祭祀坑，里面发现大量的炭粒、灰烬、烧焦的木炭以及动物骨骼、陶器、铁器等物。这些遗物很可能就是葬礼后宴席上所剩的被烧掉后埋在不远处的灰烬和陪葬品。而且诺音乌拉等墓葬中普遍发现剪下的发辫和发束，有的装在丝绸锦袋中。